黄帝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了炎黄研究的热潮，祭祀黄帝陵或炎帝陵的活动也越来越隆重。2004年清明日黄帝陵祭祀活动是否应升格为国家级祭典的争论[1]，其激烈程度也可反映出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帝”在民族主义浪潮的裹挟下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同时进入现代学术的研究视野[2]。近年来，对于黄帝祭祀文化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何炳武、王达钦合作的《黄帝祭典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2000年)一文，钩沉了陕两省黄陵县黄帝陵、浙江省缙云县黄帝祠的祭典历史，并从帝王、先圣、神灵等层里分析了历代黄帝祭典的不同意义取向。[3]
　　古本《竹书纪年》载：“黄帝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作黄帝之像，帅诸侯奉之。”[4]该书是一部成于战国中叶的魏国史书，上引作为迄今已知关于黄帝祭祀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至少说明在战国时代人的记忆中，黄帝的祭祀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战国时对于黄帝祭祀的记载较为少见，《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曾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战国以降，因为政治格局的变动，学术思潮的涨落，以及社会生产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黄帝祭祀也经历了兴废消长的变迁过程，凝聚其中的文化因子也越来越丰厚。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沉种种史料，描述黄帝祭祀变迁中的面貌，从而探究黄帝祭祀的“传承”与“创新”。
　　一、祭祀的历代沿革
　　战国至清代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对黄帝的祭祀时有变迁：祭祀主体有官方也有民间组织或个人，祭祀时间、地点、具体的仪式进程不定，其祭祀目的与所属信仰系统亦各不相同。    
　　战国以至两汉：黄帝祭祀蔚为大观
　　对于五帝的祭祀，周时已形成，且与“天地”享用同等规格的仪式，由天子主祭。战国时代由周天子主祭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的礼制渐遭破坏。《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本纪》作“各三”，三牲为一牢，“各三”即用三牢。其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后，“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再后，“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周时王制“天于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员然西畤、鄜畤独祠白帝，却已非周代礼法所许。至宣公祠青帝，灵公祠黄帝、炎帝，更变本加厉，僭越王制。虽不合于当时礼法，但也说明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已突破只允许周王主祭的限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被祭祀。
　　战国末西汉初乃是黄帝学说兴盛的一个时期，相关祭祀已蔚为大观。据顾颉刚先生的研究，邹衍创五行说，战国晚世遂出现了以方位配五色五行的学说；秦皇羸政采纳燕、齐方士的奏议，祭祀青、黄、赤、白四帝；汉高祖刘邦始增祀黑帝。[5]由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古史系统相当重视，遂使得黄帝等五帝成为五权的象征，关于其祭祀的记载也史不绝书。历代帝王祭祀包括黄帝在内的五方色帝的传统一直延续至19世纪。但各代对于五方色帝的祭祀，时间和地点以及仪式等并无定式。
　　《史记》载，汉高祖被立为沛公后，曾于沛县设祠祭祀黄帝和蚩尤，应劭解释说因为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而蚩尤也是以好战闻名的古天子，所以汉高祖祠祭黄帝与蚩尤以求福祥。
　　汉武帝刘彻尤其笃信神仙家们的学说，而神仙家多托称黄帝，司马迁《史记》自黄帝始，正与汉武皇帝的好神仙有关。《史记·封禅书》录汉武之语：“我若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敝屣耳。”而司马迁汇集各家言论，根据古史着录黄帝事迹，意在说明黄帝也不过常人，并非如神仙家所言能乘云驾风、长生不死。因此，五帝中独有黄帝葬桥山的记载，其他四帝并不提及死葬之事，旨在言明黄帝之死有墓冢可为凭据。而在同一篇中，太史公又留下了神仙家们对于黄帝冢一事的合理化解释，“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根据神仙家所描述的黄帝事迹而来的说法，如封禅、得鼎等，汉武帝也进行了很多祭祀黄帝的活动：1．祠泰山下五帝，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2.以俎豆之属祭甘泉五帝坛，黄帝位在西南；3．元封元年(前110)，祭桥山黄帝冢等等。但详细的祭祀仪式因记载有限不可考证。
　　西汉平帝刘衎元始年间(1—5)亦有奉祀五方色帝的仪典。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鄗，建武二年(26)正月，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所祭对象，天地位于重坛，五帝位于外坛。五帝所处方位亦有定式：“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光武帝平定陇、蜀后，在郊祀的对象上做了扩充，将高帝置于中坛即天地与黄帝之间配食。所用祭品，天地、高帝和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享犊一头，白帝、黑帝共享犊一头。(《后汉书》卷九七祭祀上)如此看来，黄帝此时在五色帝之中已占据了较为突出的位置。王莽新朝，黄帝祭祀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后汉书》卷十八所记载的对于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祭祀最为详尽。汉明帝即位，永平二年(59)正月，祭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食。五帝之位一仍传统，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用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永平中，又有新的做法，乃是依《礼谶》及《月令》中“五郊迎气服色”的说法，并采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的旧传统，兆五郊于洛阳四方。所谓“迎时气五郊之兆”，即立春日，迎春于洛阳东郊，祭青帝勾芒；立夏之日，迎夏于洛阳南郊，祭赤帝祝融；立秋日前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中兆在未坛，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洛阳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此时的祭祀程式已相当成熟，祭祀时间、地点、服饰以及配套的歌舞都有定制，可看做这一时期黄帝祭祀繁荣的表现。
　　但是，时代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汉末，政治上动荡，从印度传来了佛教，加之此时的谶纬学说衰落，黄帝的信仰也渐渐受到影响。
　　三国至隋：黄帝祭祀的衰落
　　这个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加之佛教传入并发展起来，使得历来与道家和道教渊源甚深的黄帝的信仰变得稀薄，对于五色帝中黄帝的祭祀自然也就没有前一时期那么兴盛。五帝的祭祀要么被废除，要么下诏恢复却未及实行；黄帝因战争被祭祀的情形在隋代甚为普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黄帝的信仰有着扩展的趋势，比如本是鲜卑族的北魏政权也曾多次祭祀黄帝，甚至追源黄帝为其最初的祖先。
　　《三国志》中不见关于黄帝祭祀的记载。晋初曾撤除明堂及南郊的五帝之位，只祀天神；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又曾下诏恢复明堂及郊祀五帝的仪式，却没来得及实行。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均曾在明堂祭祀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各依其方，“牲以太牢，粢盛六饭，钘羹果蔬备荐焉”。北魏明元帝、太武帝都曾以太牢祭祀黄帝庙，其规格与唐尧庙相类，当是以黄帝为古代圣王的代表。
　　隋代祭祀黄帝的内涵变化较大。例如，《隋书》卷七详载北齐官府曾专门立坛奉祀先蚕轩辕黄帝。当时在京城西北建造了蚕坊以及蚕宫，置蚕宫令丞佐史一职，由宦官担任。设先蚕坛，坛高五尺，方二丈。每年春末谷雨过后，官府便派遣官员以太牢祭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
　　隋炀帝杨广曾多次为战争而祭祀黄帝。早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身为太尉晋王的杨广北伐突厥，四月份“祃祭轩辕黄帝，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再次祃祭黄帝，仪式相当隆重：”诏太常少卿韦霁、博士褚亮奏定其礼。皇帝及诸预祭臣近侍官诸军将，皆斋一宿。有司供帐设位，为埋坎神坐西北，内壝之外。建二旗于南门外。以熊席设帝轩辕神坐于壝内，置甲胄弓矢于坐侧，建槊于坐后，皇帝出次入门，群官定位，皆再拜奠。礼毕，还宫。”这是为战争而祭祀又迎来另一个典型仪式。
　　经历了这样一个相对萧条的历史时期，黄帝祭祀又迎来另一个繁荣期。
　　唐宋至明清：黄帝祭祀的复兴
　　由于唐、宋政权较为稳定，道教也再度成为国家宗教，黄帝的相关祭祀重新兴盛起来。元代时黄帝的祭祀内涵较为单一，作为医药之神由医官们主祭的情形比较常见。明代在黄帝陵大规模祭祀黄帝的仪式为后世所效法。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有固定祭祀青、赤、黄、白、黑五帝的制度。黄帝祭祀日期定在夏末土王日，地点在南郊，帝轩辕配享，后土、镇星从祀。“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犊各一，笾、豆各四，簠、簋各二，镫、俎各一。勾芒已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牲用少牢，每座笾、豆、簠、簋、镫、俎各一”[6]可见此时国家对于黄帝的祭祀，仪式越来越程序化，配享的神灵也多了起来。而当时认为帝轩辕与黄帝乃是不同的信仰对象。
　　宋代承前代之制奉祀五方帝。黄帝之坛，其崇四尺，方七步。其仪式由皇帝主持，服衮冕，所配享诸神灵与唐代体制相同。[7]黄帝的祭祀除了京城外，比较特别的还有曲阜的黄帝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宋真宗赵恒推本世系，以轩辕黄帝为赵家始祖，诏令将曲阜县改名为“仙源县”，将县治迁到寿丘前重筑新城，在新城东建景灵宫1320间，以供奉轩辕黄帝和他的正妃嫘祖，岁时朝献，如同太庙礼仪。[8]
　　女真人的金政权也祭祀黄帝，三年一祭，同祭的还有伏牺、神农、少昊、颛顼、高辛、陶唐、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等十一位古帝王，但祭祀地点各不相同，轩辕黄帝在坊州。
　　元代虽为蒙古族统治天下，但仍沿袭了唐宋祭祀黄帝的礼制，只是仪式不再由皇帝亲自主持。黄帝被奉祀为医药之神的做法更为常见。如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朝廷下令各郡县通祀三皇，太皡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俞跗等十人，都是姓名见于医书的黄帝臣子，于两厢从祀。地方官府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由从医人员主持。[9]这是正史中可见最早的将黄帝等三皇作为医药神祭祀的记载，这一传统后来为民间的行会组织所继承。
　　明朝起黄帝的祭祀渐固定在今陕西黄陵县。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10]，在中部县祭祀黄帝，中部即今黄陵县。明太祖不仅下旨拨款维修桥山黄帝陵庙，还撰写了祭文，派大臣主持祭祀活动。从此开祭祀黄帝时宣读祭文的先河，为后来历代大祭活动所效法，延续至今。此后，祭祀黄帝的地点也渐渐固定在桥山黄帝陵。明世宗时又出现祭祀“圣师”的做法，所祭对象连同黄帝轩辕在内共计十一人。具体仪式：“每岁春秋开讲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释奠礼。用羹酒果脯帛祭于文华殿东室。”[11]
　　清代对黄帝陵的祭祀活动，基本上保持了明代规格，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祭祀活动也更加频繁。据统计，从清世祖至宣统皇帝的260多年问，共祭祀黄帝陵36次，为历朝之最。清代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在春秋两季和正月分别祭扫黄帝陵。其中，正月举行的叫“岁祀”，由延安知府主祭，鄜州(今富县)知州和洛川、宜君和中部三县知县陪祭。每过三年举行一次大祭祀。大祭祀期间，官员们都要穿戴整洁的衣帽，并戒除嗜欲，以表示虔诚。[12]
　　清初，将黄帝作为先医祭祀，沿用明朝旧制，部尚书承祭。雍正中，命太医院官咸致斋陪祀。[13]清初并未将作为先蚕的黄帝列入祀典，雍正十三年(1735)，河东总督王士俊上疏请求祭祀先蚕，侍郎图理琛奏立先蚕祠于安定门外。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廷规定浙江轩辕黄帝庙蚕神以及杭、嘉、湖属蚕神祠，列入祀典。
　　这一时期随着各手工行业的发展，渐渐出现了行会组织，他们崇奉本行业公认的祖师及发扬光大其工艺的历史名人。黄帝被作为缝纫业、丝线业的祖先供奉，所以各地多修有轩辕庙。有些地方黄帝作为三皇之一被奉祀为医药业或戥秤帮的祖师。
　　二、20世纪以来黄帝祭祀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20世纪后，黄帝祭祀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清末，随着革命的兴起，黄帝曾一度成为反对满族统治的符号。民国时期，黄帝又成为团结国内各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有力象征，其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祖先的内涵也渐成为唯一的含义。
　　1912年，孙中山撰写了祭文，派人祭祀黄帝陵。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从此以后，祭陵典礼改为每年清明日举行一次。1937年至1943年清明节，均派官员到桥山祭陵。祭陵时，陵寝前的供桌上陈列有美酒、果品、祭菜、杯子、筷子、香炉、烛台和花供。花供是用面粉制成的各种人物形象和花卉，共有十余件，式样和颜色都颇具匠心。轩辕庙里，只陈列香烛，而无其他供品。祭陵仪式，以1943年为例：
　　早上6点45分，开始祭陵。
　　1．全体肃立
　　2．奏乐(由军乐队奏哀乐)
　　3．主祭人就位
　　4．陪祭人就位
　　5．上香
　　6．献爵(即献酒)
　　7. 献花
　　8. 恭读祭文
　　9. 行三鞠躬礼
　　10.静默三分钟
　　11.奏乐
　　12．鸣炮(燃放万字头鞭炮)
　　13. 恭绕陵寝一周(由军乐队为前导，主祭人、陪祭人和参加祭陵的学生、民众依次绕行)。
　　礼毕后，官员们下山来到轩辕庙里，排成队列向“轩辕黄帝神位”行三鞠躬礼。礼仪完全是“文明”做法，与以前封迎王朝的祭祀仪式有了很大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每年委派一名副省长至黄陵县桥山公祭黄帝陵。1993年陕西、广东等省级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1994年，陕西电视台对公祭活动开始进行现场实况转播，海内外炎黄子孙在清明节公祭时刻，能够通过电视和收音机直接聆听目睹祭祀黄帝陵的盛况，使亿万华夏儿女的心因轩辕黄帝而紧紧地连在一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5年开始到1962年，每逢清明佳节，陕西省政府都要主持举行隆重的祭陵典礼。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黄带陵的祭祀曾一度中断，1988年黄陵县政府重新恢复了重阳节祭祀黄陵的活动。其仪式既有传统色彩，又增加了新的仪式并赋予了新的内涵，除了保留供献祭品、奏乐、上香叩拜等民间传统礼仪外，还增加了击鼓31声，鸣钟12响，祭后种植40株柏树的仪式，分别标志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12亿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象征着民族骨肉分离40载将实现统一的历史趋势。主祭人和陪祭人肩披绣有“古老中国一条龙，龙的祖先在黄陵”的红绸佩带，点明民族之根，国家之本，以企盼一统，共求大同的祭奠主题。[14]
　　十几年来，黄帝陵的祭祀活动越来越兴盛。2004年关于祭典是否升级为国家级而引发了争论。仪式非常隆重，不但融合了传统祭祀的因子，还首次选拔民间主祭人；从宣传手段上而言，也是前所未有，不仅有多个电视台直播或转播，还进行网上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除历代政府组织的祭典外，黄陵县民间也自发祭扫黄帝陵。民间祭祀黄帝陵的时间一般在重阳节和清明节期间。每年清明或重阳，黄陵附近各村家家户户就赶制“花供”。花供中除了人物及花卉造型外，还有面牛、面羊、面猪，这是由古代祭陵时献的太牢(牛、羊、豕各一只)演变而来的。清明节这天，民众不分姓氏从四面八方到桥山祭扫同一座祖坟。他们采用的是传统仪式，程序有燃香烛，烧黄表，洒奠酒，献供品，跪拜等。
　　三、研究黄帝祭祀文化的重要意义
　　黄帝祭祀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活动，由来已久，且延续至今。它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黄帝祭祀活动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有利于凝聚民族感情，加强中华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正面临海峡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时刻。如果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充分发扬黄帝祭祀文化的作用，在两岸人们都承认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大前提下，加深了解，加大交往，发展旅游，促进合作，这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非常宝贵的。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非常说明问题。56年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度江丙坤首次率团到大陆访问并先后祭奠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中山陵和北京中山先生衣冠冢，这些祭奠对于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加强两岸人员交流来往都很有意义。也很有可能使缅怀之旅和经贸之旅进而达到和解之旅、团结之旅。它有利于继承和发扬炎黄文化传统，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创建精神文明强国。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厚灿烂的炎黄文化。祭祀黄帝，就是要世世代代敬仰、缅怀、认同和发扬炎黄文化，并与时俱进，光大和创新。这与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文化大省，提高全民素质是一致的。
　　它有利于促进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建立。
　　中华民族有着勤劳朴实，团结友爱、顽强拼搏、勇敢奋进的优良传统；中国又是礼仪之邦，一向热爱和平、睦邻友善；尊老爱幼、兄弟团结等。祭祀黄帝就是要发扬这种精神和美德，努力建设经济强国、文明大国、小康社会、和谐社会。
　　它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
　　做好祭祀工作，就要互相了解，研究、宣传和总结，就要促进人文交流和相互来往。在祭祀中交流情况，在交流中提高水平。围绕这些活动来振兴和发展旅游业，进而带动经济的大发展。黄陵是要把黄帝祭祀文化作为名牌打好，用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注释：
　　[1]葛剑雄：《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南风窗》2003年第8期：葛剑雄：《“国家级”公祭黄帝于法无据》，《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A6。
　　[2]顾颉刚等：《三皇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参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4月版。
　　[3]《管子学刊》2000年第3期，第58—63页。
　　[4](清)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顾颉刚等：《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参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在册)，中华书局1996年4月版。五帝即青帝、黄帝、赤帝、白帝、黑帝。
　　[6]《旧唐书》卷二四志第四。
　　[7]《宋史》卷一○○。
　　[8]《东方圣城曲阜》，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页。
　　[9]《元史》卷七六志第二七上。
　　[10][11]《明史》卷五一、卷五○。
　　[12][14]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民俗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3页。
　　[13]《清史稿》卷八四。
　　参考文献：
　　[1]文渊阁四库全书网络版。
　　[2]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网络版。
　　[3]《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4](清)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东方圣城曲阜》，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页。
　　[6]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民俗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